还举办了2018?北京人权论坛以及4次中欧人权研讨会、4次中美司法与人权研讨会。
正是这种由西方而产生的想象力，催动了中国有关民权概念的创造和使用，促使民权话语在知识界流行。近代中国的物境使中国的知识者对西方因民权而强盛的成功经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不管西方的强盛是否真的由民主所致），民权便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可替代性方案。
民权作为一个近代性的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体中是不存在的，中国传统的民权资源在近代性的民权概念之下可以得到解释，而不是相反。英人哈耶克氏对这种联想有过很好的解释。另一方面，民权也可以消解民在实际上早已存在的社会鸿沟和隔膜，意味着民的代言人欲与民众打成一片。近代为中国带来的精神创伤最终须靠民族的强盛治愈。随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作为反抗挑战—回应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中国中心观在中国学界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易于理解的。
这里所说的挫折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中国人在与西方对照中发现自己的落伍而产生的挫败感。对民权—富强的想象明显地关联着中国国家和人民在国际中的卑贱地位，关联着中国人的沮丧情绪。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时，失信行为与不利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内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私事因有社会影响和文化公共性，也逐渐成为基层治理事务。如在宜都农村，家庭诚信档案的考核内容从最初的刹人情风不断扩展，逐渐发展到包括刑事违法、社会治安处罚、公益事业、移风易俗、邻里关系、家庭和睦、环境卫生、文明行为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在社区公共设施建设中，如果个别人对公共利益不管不顾，坚持要求不切实际的补偿，自治组织因为缺乏资源无法满足，也缺乏权力强制执行，就会导致建设难以推进。例如，将低保名额与其他治理事务关联的治理保现象。
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征信体系，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富有中国特色。用自治手段处理基层事务，民主决策容易达成，但由于自治组织缺乏强制执行的权力和措施，多数派的决策有时难以在现实中落地。
诚信本身就是道德的核心范畴之一，社会诚信机制的目的和功能在于激励守信行为、约束失信行为。抗洪干部向群众讨水喝，群众却置若罔闻。在中央政策的引导和指导下，各地踊跃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创新。制度实施的具体环节，加分、扣分、奖惩等，都会遵循自治原则，由道德评议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按照已经制定的规则进行评议。
这些多元的思想观念，反映了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多元诉求。行政管理是基层治理中使用最多的治理方式，但也受到一些限制。五、社会诚信及法治社会的未来 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是面向实践需求的能动作为。三治融合发源地——越丰村，建立一约（村规民约）、两会（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开创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新局面。
它评选出守法诚信户违法失信户，而不是诚信或失信的个人，某个成员违法失信可能给家庭户的所有成员带来不利后果。家庭诚信档案制度的运行，强化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约束性，使得德治和法治可以落到实处。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事实上，在各地家庭诚信档案的积分制实践中，分值赋予都与具体治理事务的重要程度密切相关。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时间还不长，且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信用风险和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同时存在，两者都还比较突出，且互相影响、互相转化。这些认识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似乎还局限在行政法视野中。在政务领域，美国没有社会信用制度，但不少行业存在黑名单制度，它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公开设立。宜都市为推动三治融合，统筹实施覆盖社会治理全维度、全周期的多项措施，包括磁铁支部、网格支部、村规民约、家庭诚信档案、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道德法治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支部书记+居民组长+网格员+志愿服务+驻格警务五岗一体、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三社联动、警格对接、法治主任等方面的建设。同时，我国市场经济是逐步从计划经济环境中脱胎而出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分离不彻底，两者嵌入程度高，社会成员在其中的活动重叠较多，特别是城乡基层为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不够丰裕的拥挤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体现为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高度耦合。虽然家户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在世界各地几乎相同，有其普遍的人性基础，但在中国，家户成为较为稳定的基本经营组织。
这要求治理事务与社会诚信的关联应当具有合法性，区分不同的范围和层次，并有相应的法律、政策、自治规则层面的依据。土地三权分置，法律和政策要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村集体难以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土地利益结构逐渐刚性化，自治组织很难将土地转化为解决治理问题的资源和能力。
建立政府部门、乡镇、村委会（居委会）各负其责、涵盖广泛的诚信档案管理系统，不同机构根据相应的职权，将相关的行为录入诚信档案管理系统。这些聚集治理资源的方法，并不符合法治精神，却常常可以维持有效治理。
后来，由于扶贫搬迁工作的需要，又把家庭诚信档案与该工作相关联，将住新房、不拆旧房的，子女住新房、老人住危房的，申请搬迁、房屋建成后又不入住的几类搬迁户等列入失信户名单，以黑榜公开曝光。低保户的认定，以家庭的住房和收入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低于一定标准的家庭才可以纳入。
积分制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事务中的行为进行量化，根据分值来区分守法诚信户和违法失信户，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社会声誉、社区福利、发展机会等。社会诚信机制被广泛运用于各地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诚信建设得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获得突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包括四个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其中，人的条件，包括人们的道德信仰、法治观念、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社会偏好等。
德治在基层治理中也面临类似处境。改革开放后，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包产到户，家庭经营，承包经营的主体是农户家庭。
社会诚信建设关联基层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实践，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其中积累的经验值得总结，提出的理论命题需要回应。属地篇汇编了各市、州、县区域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信用信息目录，涉及水、电、气、公共交通、电信运营、广电网络、城市管理、图书馆和公积金管理等领域。
基层治理对社会诚信机制的运用，与法治精神还有张力需要弥合，家庭连带责任有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风险，专注有效治理容易忽视遵循法治原则。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弹性，回应了现实的治理需求，是独具特色的实践，对此应有制度自信，予以客观认识。
有些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在法律法规层面承担违法失信责任。2010年，江苏省睢宁县实施大众信用管理，对商业交往、纳税缴费、社会治理、法律责任、表彰奖励、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信用信息进行记录，在政审考察、资格审核、执照审核、政策扶持等事务中作为信用依据使用。（一）基层治理面对的人和社会 基层治理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中发生，要面对特定的人和社会，它们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基础，是政策执行、事务处理、秩序生产的条件。社区公共事务以及群众私事，如果都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解决，治理成本将非常高，而且难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基层治理的权力、资源与责任并不匹配。浙江省桐乡市首创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
法治社会的核心内涵是，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社会自治需要遵守法律，法治保障自治依法运行，在合法范围内促进公共参与、处理公共事务。
然而，自治、法治、德治的单一手段都存在局限或面临困难，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应当只是收集信息，根据需要存储，以便社会查询和应用，或根据制度提供给需要的社会主体，不宜直接作出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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